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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虚开增值税发票高达3亿余元，造成国家税收的巨额流失，云南个旧人朱金陵一、二审均被判处死刑。但是，在报请最高人民法院进行死刑复核时，最高人民法院以“事实不清”撤销了二审裁定和一审判决，发回一审法院重新审理。
近日，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开庭审理了这起引发各界关注的巨额税务犯罪案件。
值得注意的是，与以往发回二审法院不同，这次最高人民法院是将死刑案件直接发回一审法院进行审理。法律界人士认为，这种情况十分少见。在法律界呼唤死刑复核程序改革的当口，这一举动尽管微妙，却意义重大。
虚开增值税发票3亿多元，两度领死刑
第一被告朱金陵今年49岁。他于1997年注册成立的个旧金陵有色金属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金陵公司)短短几年内便发展为当地的纳税大户，并被评为“云南省民营企业百强”，受到过云南省政府表彰。朱金陵持有金陵公司97%的股份，而另外的3%则属于本案的第二被告王敏飞。
2000年，朱金陵和王敏飞从个旧市城市信用社取得一份250万元的虚假银行进账单据，并据此申请注册了个旧世纪有色化工建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世纪公司)。如果说金陵公司曾经有过一段时间的正常经营，直至后期才主要从事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活动，那么，这个“空头”的世纪公司则基本没有发生过实际业务，完全是为虚开增值税发票、以收取手续费获得巨额非法利益而成立的。
据检察机关后来查明，朱金陵和王敏飞通过其名下的两家公司，以经营矿产品采选、加工、销售为名，利用其取得的一般纳税人资格，先后向涉及湖南、四川、广西等十余省市的162家公司和单位虚开增值税发票共计1270份，价税合计3亿余元。每开出一份增值税发票，他们都以价税总额的2%～3%收取手续费。由于增值税是一种实行税款抵扣制的流转税，朱、王二人至少造成5100万元国家税款的流失。
2003年8月，个旧市公安局将朱金陵抓获，当年12月，逃匿的王敏飞也被缉拿归案。2005年3月，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检察院向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公诉，朱金陵一审被判处死刑，王敏飞被判处死缓，另两名案犯也分别处以相应的有期徒刑。2005年7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朱金陵的上诉，维持原判。
最高法院裁定“事实不清”
就在朱金陵以为时日不多的时候，一纸裁定又给了他一丝生的希望。2006年2月，最高人民法院在对本案进行死刑复核后认为：“被告人朱金陵开增值税专用发票罪的事实不清”，二审裁定和一审判决被撤销，案件发回到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重新审判。
这个裁定让人多少有点意外。多年来，最高人民法院对案件裁定后，如果认为需要重审，一般都是发回二审法院，所以，红河州中院在收到最高人民法院的刑事裁定书之后，有点措手不及。
朱金陵的辩护律师王达人认为，最高人民法院此举是完善死刑复核程序过程中的一次具体的进步。此案报送复核后，王达人向最高人民法院递交过一份“紧急情况反映”，他认为这份情况反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死刑复核程序以前只是最高人民法院内部的程序，只是进行书面审理，律师无法介入程序进行辩护。但法学界一直呼吁在死刑复核阶段应允许辩护律师提交书面意见，或亲自进京反映情况、进行辩护，以增加被告人的诉讼权利。”王达人说，他认为这一次是碰到了好的时机，“从某种角度来说，最高法院考虑了我们的意见。”
王达人在呈送最高人民法院的“紧急情况反映”中指出的正是朱金陵犯罪的“事实不清”。法庭已经查明，朱金陵是文盲，根本不会填写发票，虚开的发票都是在其授意下、由王敏飞亲手开据的，所以两人实施的是共同犯罪。王敏飞还曾瞒着朱金陵私自虚开过合计高达5200万元的发票。因此，在每一次虚开发票的过程中，两名被告各自起到了什么作用、谁应该具体对哪一份发票负什么样的责任，是法庭必须查明的事实，也应是量刑的主要依据。但由于时间太久，涉及单位太多，两被告无法一一回忆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一审判决将朱金陵、王敏飞二人虚开增值税发票定为个人犯罪，必然因无法区分各被告在犯罪中的地位和作用而导致‘事实不清’。”王达人说。
6月6日，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重组合议庭，重新开庭审理朱金陵案。控、辩双方都没有提交新的证据，公诉方甚至没有对起诉书做任何修改。王达人辩称，本案应定性为金陵、世纪两公司单位犯罪，朱金陵和王敏飞作为单位主管人员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这样的话，就不需要分清楚他们二人在共同犯罪中各自应承担什么责任的问题。公诉方则认为，金陵公司后期、世纪公司自成立之日起主要从事虚开增值税发票的犯罪活动，依照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个人为这样的公司进行犯罪行为，不予单位犯罪论处。
双方各执一词，庭审仅持续了半天，没有当庭宣判。
他多了一次改判的机会
有法律界人士评论说，朱金陵案反映了最高人民法院对死刑案件审理程序的监控正在逐渐严格，体现了国家慎用死刑的严肃态度。并且，这一次撤销的不仅仅是对朱金陵本人的判决，与本案相关的其他三名被告的判决也一并撤销重审，尽管这三名被告已经服判。有人认为，这表明了最高人民法院保证案件质量的决心。
但同时，这种新的程序又带来了一系列技术细节操作和经验上的问题和挑战———无论是对公诉人、律师、还是法官。
比如说，重组合议庭后是否要像一审那样将全部证据一件一件地质证一遍?红河州中级人民法院在经过多方面共同磋商后，决定省略这一程序，只将证据目录念了一遍。“这样做合理吗?合法吗?从理论上说，既然是新的合议庭，重新审理就应该重新质证。”尽管接受了这种做法，王达人仍然提出质疑。相关的规定仍处于模糊阶段。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则对此出言谨慎，该院副院长郑蜀饶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对本案的裁定是“严格符合诉讼程序的，最高人民法院将案件直接发回一审法院重审，以前也并非没有。在本案中，朱金陵犯罪的主要事实是清楚的，只有部分事实因为时过境迁，不太清楚，又会影响对朱金陵的定罪量刑，所以发回一审法院重审，是为了进一步确定基本事实。”同时他还认为，重组合议庭后对于没有争议的证据不需要重新质证，“这也是为了节省审判资源”。
去年的这个时候，朱金陵不服一审判决，上诉至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省高院对朱金陵进行了提讯审理。而现在，情况则不同了。最高人民法院规定，从今年7月1日起，所有死刑立即执行案件的二审一律开庭。云南省高院已经从基层借调了20名法官，新增了3个刑事审判庭，以应对接踵而来的死刑案件。
目前，朱金陵还在个旧市看守所等待红河州中院的判决结果。不论这个结果是什么，他都多了一次改判的机会。而这一次，他和他的辩护律师将站在二审的法庭上，而不是像一年前那样，只能在看守所里等待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