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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我国刑法中金融诈骗犯罪是指从刑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至二百条规定的包括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有价证券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等八个罪名。自刑法修订以来关于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观目的争论十分激烈，争议焦点集中在“非法占有目的”的有无以及对“非法占有目的”内涵的理解等两个问题。就前一个问题而言，尽管法律条文中只有集资诈骗罪和贷款诈骗罪规定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而其他金融诈骗犯罪没有此种目的的规定，但从目前情况来看，主张金融诈骗罪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刑法规定的八种金融诈骗犯罪无一例外地都必须以非法占有目的作为主观要件的看法，已经成为学界的主流观点，并且这种观点也得到了最高审判机关的认可。[1]而后一个问题，由于学者对“非法占有”理解上仍存在较大差异，使得司法实践在证明行为人有无非法占有目的的问题上陷入了进退维谷的困境。比如，行为人用欺骗手段获取金融机构资金后任意支配使用，其目的是非法占用还是非法所有;刑法中“非法占有”是否包括非法占用的行为方式，往往成为控辩双方争议的焦点。由于受到传统诈骗犯罪构成模式――要求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备“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所有权”的特征的影响，致使法院在审理金融诈骗犯罪时面对控辩双方对法律的理解分歧巨大、对抗空前激烈的情况下，无法及时、准确判决，以致有些明显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的重大案件却因行为人构成犯罪的主观要件不齐备(或被认为不齐备)，司法机关只能以不构成犯罪、不符合起诉条件处理或宣告其无罪，放纵了犯罪分子。因而，分析我国当前金融诈骗犯罪的现实情况，借鉴国外立法经验，界定我国金融诈骗犯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内涵，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二、观点论争及缘起
(一)观点的论争
在我国，关于“非法占有”的内涵众说纷纭，主要有“排除权利说”、“利用处分说”、“非法控制说”以及“非法获利说”等，其中对刑事司法影响较大的是“排除权利说”和“利用处分说”。
1、排除权利说(或称非法所有说)。该说认为非法占有目的是指排除权利者行使所有权的内容，由行为人自己作为财物所有者而行动的意思。台湾学者赵琛认为：“意图不法所有，指欲不法领得其物，排除他人对物之监督权，而行使其所有权内容之意思而言，换言之，行为人之主观上有于法律上取得所有权之故意。”[2]在大陆，刑法教科书中对“非法占有目的”的解释为“行为人意图非法改变公私财产的所有权”。[3]这也是在我国刑法学界占据主流的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