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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诈骗罪主观要件如何认定
合同诈骗罪的主观方面，表现为直接故意、并且具有非法占有对方当事人财物的目的。
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从证据角度看，合同诈骗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一般有两种途径，一是行为人自己的口供;二是通过行为人客观上的表现来推定。从司法实践来看，许多犯罪嫌疑人在归案后都会极力用“经济纠纷”作为幌子掩饰行为诈骗性质以逃避法律的制裁，较少犯罪嫌疑人会主动供认自己犯罪罪行为。所以，如何从行为人客观方面的表现来推定其主观上的意图，就具有重要理论和实践意义。目前，对于这一问题主要有“履行能力说”、“客观分析说”、“原因分析说”、“分段分析说”等几种观点，以下分别对这几种观点进行评析。
1、“履行能力说”，即以行为人签订合同时有无履行能力来判断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这种观点认为，只要行为人签订合同的时候自己本身没有履行能力，就可以推定其主观上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这种标准虽然明确可行，但也存在如下问题：(1)行为人的履行能力在合同签订和合同履行阶段可能发生变化，如在订立合同的时候可能没有履行能力，而后来却可能具有履行能力;订立合同的时候有履行合同能力而后来反而不具有履行能力。因此，没有履行能力或履行能力不足而签订合同并不能排除行为人主观上存在的无本经营或小本经营的可能性。(2)履行能力还可能因为行为人在合同中地位发生变化而变化。由于我国合同法已经承认了隐名代理，居间合同在实践中也普遍存在，因此许多人尽管在订立合同的时候没有履行能力，但他可能通过取得有履行能力的第三人支持而使自己由合同的本人转变为代理人或居间人，使合同依然可以履行。这种行为尽管可能产生民事责任，却不属于合同诈骗的范畴。可见，履行能力标准具有不确定性，不适宜作为判断“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
2、“客观分析说”，即以行为人的实际履行能力为主要依据，并结合行为人的履行态度以及对合同标的物处理情况等客观因素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这种标准比“履行能力说”显得全面，能综合考虑行为人在行骗时的多种客观表现，如没有进行必要的履行义务的准备，不按照合同的规定处置标的物等，但是它仍然是以履行能力为主要依据的，并没有解决履行能力标准存在的不确定性问题，而且没有分析行为人在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的不同阶段的主观目的，只限于对行为人客观表现的客观分析，因此，仍然是不全面的。
3、“原因分析说”，即以行为人有无履行合同的行为，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造成损失的真正原因来确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原因分析说从整体上对合同的两个阶段进行综合分析，这种分析兼顾了对行为人主观和客观情况的分析，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原因分析说主要是从因果关系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在逻辑上存在着不可克服的缺陷，主要表现在：尽管行为人的诈骗行为必然是合同不能履行和一方当事人损失的原因之一，但是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只是诱发诈骗行为的原因之一，而合同不能履行和造成损失的原因是由诈骗行为引起的，所以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与这两种后果之间存在的还只是间接的因果关系。在多因一果的情况下，导致合同不能履行和造成损失的原因还可能是多种的，而行为人诈骗行为也只是其中的一种，因此，原因分析说通过两重推定来确认行为人主观上的目的，在逻辑上就显得不够周延，其结论也就不一定准确。
4、“分段分析说”，即在合同签订阶段，以是否以虚假的身份和虚假的担保来欺骗对方，使对方陷入错误的认识而交出财物作为是否存在非法占有目的的标准;在合同生效阶段，以行为人的履行态度，合同不能履行的真正原因以及合同标的物的处理情况来认定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分段分析说综合了上述各种观点的优势，即：(1)既从整体性的角度出发考察合同从订立到履行过程中行为人的客观表现，又从局部角度出发分阶段考察行为人在合同订立和合同履行过程中的客观表现。(2)摒弃了以“履行能力”作为考察行为人主观目的的惟一依据，而将其重要的表现即行为人的资信(真实身份)和提供的担保的真实性作为重要的考察依据，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履行能力标准的不确定性问题。但是，这种分阶段采取不同标准的分析并不能完全概括合同诈骗罪非法占有目的的客观表现，如行为人在合同签订阶段可能采取真实的身份，但对自己的财产状况作出虚假的声明，实际上也是其非法占有目的的表现之一，而且也不能正确解释行为人在效率违约的情况下的主观目的，即行为人认为不履行合同对自己更为有利，拒绝履行合同但自愿选择承担违约责任，这时行为人主观上并不存在非法占有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