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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农民收入,为何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却不断拉大?上世纪90年代提出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的比例达到4%的目标,为何至今难以完成?房地产价格调控力度不断加大,为何房价却逐年上涨?《经济参考报》记者在两会采访中发现,上述三大直接关系城乡百姓生活的“民生话题”,成为今年代表和委员热议的焦点。
从3.31倍到3.33倍:城乡居民收入拉大
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城镇人均收入为17175元人民币,农村地区为5153元,城乡收入比为3.33比1,较2008年的3.31比1有所扩大,而且城乡收入差距扩大到1978年以来的最大水平。
“近年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三农问题,并为此连续出台了七个‘一号文件’,农民收入也确实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但来自统计部门的数据显示,城乡居民收入的差距不仅没有缩小,反而进一步拉大。”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说,“这个问题必须引起各级政府的高度关注。”
分析城乡居民收入拉大的原因,全国人大代表、秦皇岛望峪山庄党总支书记蔡德宽说:“首先,这不是说农村经济没有发展,而是城乡经济发展得更快了;其次,在一些贫困地区特别是西部山区,受自然条件限制,经济发展缓慢。”
全国人大代表、富润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赵林中认为,近年的投资也大多集中在大中城市,农村获得的金融支持与服务相对不足;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土地被征用但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保障;农民外出打工受自身文化、技能等多方面限制,工资性收入也比较低。这些都是制约农民收入增长的主要因素。
“农民富则国家强。”蔡德宽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坚持不懈地消除贫困落后,让农民群众早日过上富裕安康的生活;同时提出,促进农民就业创业,多渠道增加农民收入。这为缩小城乡差距指明了方向。”
三大“民生指标”为何难实现
刘永好、赵林中等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从根本上缩小城乡差距,要求各级政府真正把农民放在心上,为农民就业创业创造条件,更快地提高农民人均收入水平,特别要提高和改善农民工的工资待遇。同时,还要进一步规范并加大农村土地流转,切实保障农民利益。
教育投入占GDP4%:17年未实现的指标
焦点数据:教育部官方网站近日公布2010年工作要点,今年要促进全国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 D
P比例4%目标的实现。而早在1993年公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就提出,到2000年年末,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 D P的比例达到4%。
“温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指出:‘优先发展教育事业’‘强国必先强教’。可是,我们的财政性教育经费的G D
P占比达4%的目标在提出17年之后都没有实现,这其中透出的不只是教育自身的尴尬,更表明各级各部门并未真正树立‘教育优先发展’的意识。”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农业大学校长董常生如是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石油大学教授王尚旭指出,早在1999年,美国财政对教育投入就达到了7%,印度2003年教育投入也达到了5%;而我国财政对教育投入,却一直没有超过3.5%。
分析我国财政资金对教育投入不足的原因,一些代表和委员再次剑指“教育产业化”。他们认为,教育是涉及国家和民族发展未来的公益事业,必须走出产业化发展的误区,加大财政性教育投入决不能纸上谈兵。
群众意见较大的教育不均衡问题,也是两会代表和委员关注的焦点话题。董常生告诉《经济参考报》记者,义务教育存在城乡不均衡、“重点校”与“普通校”的不均衡,高等教育存在“985”与“211”的不均衡、部属院校与省属院校的不均衡,这些都要改革、都要解决。
“教育是一个长远的、基础性的事业。”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院长郭雷说:“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讲得好:教育寄托着亿万家庭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关系着民族素质和国家未来。不普及和提高教育,国家不可能强盛。这个道理我们要永远铭记。”
从“国8条”到“国11条”:房价越调控越高
焦点问题:2005年3月,国务院办公厅下发《关于切实稳定住房价格的通知》,被业界称为“国8条”;2010年1月,国办又下发《关于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的通知》,被媒体称为“国11条”。两份文件的中心都是要控制房价的过快上涨,可是房价的涨势却并未得到控制。
“解决房价上涨的根本,首先要解决地方政府的‘土地财政’问题。”全国人大代表、山西华宇集团董事长赵华山在接受《经济参考报》记者采访时说,“去年以来许多地方出现的‘地王’现象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副主任郑新立指出:“要把抑制城市住房价格过快上升的责任交给地方政府,强化地方政府稳定城市住房价格的责任。”他认为,政府控制房价上涨的最有效办法是加快城市经济适用房、保障性住房建设,增加土地供给,通过增加保障性住房来稳定房价。
赵华山说,住房是重大民生问题。作为人口大国,我国不能仅仅依靠住房商品化的办法来解决住房问题。他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如果由中央、地方两级政府在10年内每年投入4000亿元资金,配发11200亿元左右的特别国债或银行政策性债券,在全国范围内建设200个可容纳5万户居民的廉租房社区,进而在10年后从根本上解决城镇居民的住房问题,最终实现“居者有其屋”的战略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