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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何种方式来确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与行政诉讼制度本身是否先进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方式是人定还是法定，则可以反映出行政诉讼制度的先进性。因为，任何一种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都会存在着一定的缺陷，人们至今还没找到一种完善无缺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确定方式。
从目前各国行政诉讼立法和逻辑理论上分析，确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有三种方式：
1.列举式。
列举式是指由成文法和判例法明确规定行政相对人可以提起诉讼和不能提起诉讼的范围。我国目前的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就是采用这种方式确定的。我国有学者将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作为论证行政诉讼采用结合式方法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实质是混淆了确定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方式和标准。而将第11条第1款第(八)的规定当作概括式的例证，更是一个不该有的认识错误。因为这项规定实质上仍然是属于列举式的范畴。由于行政诉讼客观上存在着一个行政行为不受司法审查的豁免范围，从理论上说，列举式是可以穷尽所有可以被提起行政诉讼的行政行为。由于成文法自身的局限性，使这种理论难以成为现实，如果我们采用判例法制度，这个局限性完全是可以被克服的。这种方式的优点是，首先行政诉讼受案范围边际界线明确，具有较高的指导实践的实用性能。其次，可以随着国家政策的变化通过判例法适时平衡行政权和公民权的关系。因此，我认为现行行政诉讼法采用列举式确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是应当肯定的，美中不足是缺乏具有能动性的判例法来释淡成文法规定所致的滞后性。
2.概括式。
概括式是由成文法明确规定行政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一个基本的抽象标准。这种方式的优点是为司法机关逐步拓宽行政诉讼实际受案范围提供了先决条件。如德国行政法院组织法第41条第1款规定：“非宪法性质之所有公法上争议，除联邦法律明文规定，应由其他法院审理外，都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第702条规定：“因行政行为而致使其法定权利受到不法侵害的人，或者受到有关法律规定之行政行为的不利影响或者损害的人，均有权诉诸司法审查。”我国行政诉讼法第2条的规定似乎是一个概括式的规定，但它因有“依照本法”之限制而成了只表明一种具有宣示意义的国家态度。这种国家态度不仅仅落实于第11条和第12条，还体现在其他条款中。从各国行政诉讼实践看，在一个实行行政诉讼受案范围概括式的国家中，必须存在着一个能动的司法机关和成熟的判例法制度，否则，概括式的受案范围就失去了可行性。因为，概括式的受案范围只提起了一个行政相对人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的抽象标准，落实到一个具体的行政争议是否属于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有时可能会引起争议，不能由行政争议任何一方当事人认定，这个裁决权应当由司法机关来行使。此时，这个司法机关应当具有相当的司法能动性，而不是只见法律条款，不见法律精神的适用法律的机器。我国目前的司法机关不属于前者，而是后者。因此，我认为中国目前的司法机关的局限性导致了在行政诉讼中不适宜以概括式确定受案范围。
3.结合式。
结合式是在一国的行政诉讼法中同时采用列举式和概括式来划定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有学者根据列举式和概括式在结合式中的不同地位，又区分出概括列举结合式和列举概括结合式两种。(注：胡建淼主编《行政诉讼法教程》，杭州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2页。)从理论上和逻辑体系中，这种结合式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在实践中并没有存在及其运用价值。因为，一个国家的具体国情无论属于那种类别，列举式或者概括式都可以解决本国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确定的方式问题。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确定不仅仅是受案范围的本身问题，它不能与其他问题，诸如司法机关权力运作状况等相脱离来认识，而结合式的提出正是孤立地认识受案范围所致的结果。如果我们再深思一下就会发现，既然法律已经列举了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那么，概括式的规定有何意义呢反过来，既然法律已经作出了概括式的受案范围的规定，那么，再作列举规定不是多此一举吗因此，我认为，所谓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结合式规定，纯粹是一个理论上或者逻辑意义上的词汇，没有实用价值。